从经世致用到放眼世界——林则徐、郭嵩焘所开创的道路
作者：班布尔汗
清末，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朝上国”成为了“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不仅如此，这“世界之中国”还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之所以没有像印度等国完全灭亡，仅仅是因为列强无法就“如何瓜分这具庞大的尸体达成统一”（霍布斯鲍姆:《帝国主义时代，一八七五──一九一四》）。在这个让上致皇帝下治黎庶都彷徨无计的变化中，有两位读书人相继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和“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
他们都出身科甲，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都讲究经世致用。所谓经世，意为治理国家，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当社会处于稳定时期，“经世”思想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当社会处于转轨或危机时期，就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
林则徐生于1785年，卒于1850年；郭嵩焘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两人相差33岁，但都处于“衰乱之世”。乾隆末年，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已经开始。到嘉庆朝才分别平定，继之猖獗的又有侵扰浙闽粤沿海的海盗，和深入宫廷作乱的天理教徒，虽也均归失败，但到道光朝，新疆的回民起义、湖南广东的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林则徐55岁而郭嵩焘22岁时，揭开“三千年变局”序幕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紧接着，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也于林则徐去世而郭嵩焘33岁时爆发。
这样的环境之下，林则徐和郭嵩焘先后摆脱了虚妄的空谈理学和粉饰太平的考据学的桎梏，开经世致用、讲究实学的一代风气。而正是在这种务实当中，他们先后对曾经懵懂的世界睁开了眼睛，都用自己的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理解到的思想来操控自己的行动，希图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经历，标志着中国开始觉醒，也标志着中国最终走向觉醒的艰难。
产生于宋朝而在明朝达到极盛的理学，到明中后期已经衰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的空洞说教，脱离社会现实，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让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虽然在明末有了一场“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产生了一批诸如陈子龙、陆世仪、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的学者、思想家。但随着清军入关，文字狱大兴，这股“经世”风潮逐渐被训诂考据的学风所代替。直到“道咸衰世”的来临方才逐渐复兴。
清中叶的经世运动的中心人物，通常要提龚自珍和魏源，而龚魏二人都是在思想言论方面有所贡献，还靠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来实践。其中，林则徐更是因为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对外战争和外交而成为经世运动的中流砥柱，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起了巨大作用。
林则徐一生都是按传统封建仕途行进，20岁时中举人，26岁中进士。后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成为汉族大臣中最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但他登上仕途以后，并不看重自己是否能够宦海得意，平步青云，而是注意为国家兴利除弊，解决民众疾苦。对漕务、盐政、救灾和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都认真研究，革除弊病。尤其是对病民很深的水灾、漕运等项十分留心，锐意兴修水利。在他看来，“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林则徐：《劝谕捐赈告示》）
不讲究虚文，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为官作风，才使得林则徐在面对从没有打过交道，又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敌人时，既没有盲目鲁莽的强硬，也没有一味惧怕的服软。而是悉心收集资料，考察实情，从而使他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初到广州时，林则徐也和国人一样，认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因此称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相信夷人膝盖伸展不便，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在实际与洋人打交道后，林则徐以往的偏见都被现实所击碎，于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组织了由亚孟、袁德辉、林阿适、梁进德为主要译员的专门翻译班子，翻译
外国报纸书籍。并请诸多洋人帮助翻译介绍书刊，其中有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亨德、美国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Dr. Peter Park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马礼逊教育社负责人、英华书院校长勃朗（Brown, Samuel Robins）、巽他（或译杉达 Sunda）号船医喜尔（Dr. Hill）等。此外，林则徐还常常将洋行买办、引水、通事、归国华侨、教会学生，甚至在外国商船中服役的中国厨师、在伯驾眼科医院中工作的人招入行辕议事，了解“夷情”。
在“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发觉英人必然会以武力挑衅时，没有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而是积极筹划防务，他与大吏商绅合作，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都不遗余力。尤其是还冒天下之大不韪，购进外国船只，增强水师战斗力：在1840年1月初从美国人那里购入“甘米力治”号，把它变为“中国海军中最早的外国造军舰”，以备海上交战。据英国武装汽船“复仇神”号的霍尔船长(Captain Hall)所说：“甘米力治”号一共装载了34门英制大炮，我们知道中国方面是怎样作了很好的交战准备而感到吃惊。大炮之整齐简直无话可说，灭火用的铁水桶装配在甲板各处，弄得很有条理”（伯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据当时从军的英国军官宾汉说，林则徐在“甘米力治号”之外，还购入了2只25吨的纵帆船和1只外轮小火轮（J.E.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以至于会 “在有些西方人看来，林为了驱逐侵略者已在筹建新式海军”。（ 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的奋斗》）
这样的准备，使得对于英国的作战，初战告捷。中国军队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与英军发生冲突，取得了胜利。而林则徐并没有为此而昏昏然，他了解到禁止鸦片贸易是正当的，但要禁止一切
对外贸易则会爆发全面战争，因此在对道光皇帝的《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希望朝廷能够接受他的建议，对外国商人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可道光帝则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结果，1840年1月5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原本本国也反对鸦片贸易的英国因为对华贸易的完全中断，终于找到了全面动武的借口，1840年4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6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英军虽然在广州没有开战，但却北上威胁津京，林则徐被罢官，并充军新疆伊犁。
若以林则徐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任何违反道光皇帝意愿的事，他虽反对全面禁止贸易，但在道光的圣旨下，也不得不封港禁商。他之所以得咎，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君主懦弱而诿过于下的再次演绎。朝野上下，对他都是同情和赞同的。即使是道光皇帝本人，对林则徐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于1846年重新起用了他，并授予林则徐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直至他1849年因病辞官返乡。他去世后，朝廷赐谥号为“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美谥，并厚加抚恤，建立专祠供奉，极尽殊荣。
因为，林则徐虽然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还看得很模糊，仅仅是出于传统的保家卫国的观念来看待从海上而来的“夷狄”。他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的印象，与宋朝对于蒙古，明朝对于满清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承认自己军事落后，打不过这些蛮夷，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仅仅是“器”不如人，“礼”也就使典章制度却大大过之。他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肯定西方文明。他到澳门巡视，认为“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对于西方的鄙视终其一生，类似于以上这些言论从他的遗稿中可说俯仰皆是。魏源提出的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并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与魏源一向“心有戚戚焉”的林则徐从没有表示过赞同。
经世致用而放眼世界的林则徐虽然对于中国走上近代文明之路居功至伟，却还停留在传统的民族英雄立场上。
而作为“清醒看世界第一人”的郭嵩焘，则比他的前辈林则徐前进了飞跃性的一步，而且比同时代甚至下一代的国人高出一筹。
郭嵩焘也是科甲正途出身，但在做官方面，远远不如林则徐。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 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以及“岛夷”的船坚炮利。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就在居丧其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南中国。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溃散。郭嵩焘力劝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出来建功立业。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北京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城，他深得当时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这位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的咸丰皇帝亲信对郭嵩焘多加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得到皇帝赏识的他入值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这是别人梦寐以求得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何况，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这样的鼓励，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
1859年初，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这两件事，都办砸了，这并不是郭嵩焘本人的无能，而是因为对于官场的众多潜规则不愿奉行不悖，上至僧格林沁亲王、山东巡抚文煜等高级官员，下至随身属员都得罪个遍。终于落得个奉调回京，“降二级调用”的处分。
1860年4月，虽仍在南书房当值，却已经成为闲人的郭嵩焘，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回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不断，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的老友左宗棠也发生龃龉。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
郭嵩焘的经世致用屡遭碰壁，这使他不得不思索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国家是出了问题，而问题在哪里，还不得而知。作为理学家，他认为道、理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也是人们必须追求的人文理想，他说：“古人之君子求尽乎道者，心乎理之宜焉而已。宜于己，弗宜于人， 非道也。”（《郭嵩焘诗文集》第277页）“君子尝达观远识，运天下古今于一心，而衡 之以理。”（《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506页）他在论述“道”、“理”时，异常突出地强调了“诚”与 “几”的重要性：“鄙人近数年颇有悟于《周易》言几之旨，以为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 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郭嵩焘诗文集》第167页）
所谓“诚”，在宋明理学里被阐释为真实、实在。郭嵩焘也是以“实”释“诚”，他认为：“人须是 有实际，至诚所动，金石为之开。”（《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526页）他所谓的“至诚”，就是务实，要务实便得通经致用。而通经，当然首先要通过训诂考据的手段，掌握经典中的性理天道。他曾著有《礼记质疑》、《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及《毛诗馀义》、《尚书疑义》等经学著作，被人称为“以封疆 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昔之经师所未有也。”但他更认为由于这种性理天道实存于社会生活的日用之常、国家政治的治乱兴衰之中，故应在社会政治的致用中得到落实。
所谓“几”，来源于《周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指天道运动变化的征 兆。郭嵩焘对“几”作了实学意义的阐发，他将“几”看作是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所必须掌握的客观情势 和变化规律。他认为，“几”是理、道的体现，“审几”能够获得对天下大局、人事变化的把握，他说：“理天下之剧，应人事之变，莫先于审几。几者，动之微，而理势之自然者也 。”（《郭嵩焘日记》第2卷，第35页）由于“几”是天下之剧、人事之变的体现 ，故而成为人们从事各种社会生活实践能否成功和有实效的关键，他说：“诚者，本也；神者，用也；几者，介乎动静之间。大而治国平天下，小而处置一事，皆有几者存其间，顺之 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为功效，相去判然。”（《郭嵩焘诗文集》第172 —173页）他认为只要掌握了“几”，就不仅仅可以“知天下之势”，具有“大局之远识”，而且可以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处置具体事物，均可取得成效、获取实功。
如此讲究“积诚”“研几”的郭嵩焘却在宦海中屡沉屡浮，而他希望能够重新振作富强的国家也仍然积弱不堪。迷茫的郭嵩焘在沉寂8年后，终于有了一个使他得到新的素养来丰富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契机——充当中国第一个外交大使。
1875年年初，云南中缅边境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案件发生后，面对英国的战争威胁，手足无措的清政府只得全部答应所提出得全部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的道理。如今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这样的压力下，郭嵩焘也想到退缩，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1876年12月，无奈的郭嵩焘从上海登船赴英。起行前，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而到了异邦，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对西方国家作实地考察的中国官员，郭嵩焘显示了旺盛的精力。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并产生了众多在当时石破天惊，即使在日后也为大多数国人所不接受的思想。
出使英、法时，他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实学”，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完全合乎中国实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西人格致之 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766页）希望将西方科学技术引入到中国来，指出通过创办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发展留学生教育等手段，使西方科技补充到中国的文化教育中来 。他在出使英国时曾建议仿效西方学校“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认为：“至泰西而见三代学 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讲座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 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365页）回国后，又通过创办思贤讲舍和恢复湘水校经堂，将西方的算学、天文、制造等科技内容纳 入到其课程之中。他还主张留学生出国学习要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根本，提出“嵩焘欲令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郭嵩焘诗文集》第191页）
除科学技术外，郭嵩焘又主张学习西方以通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他在和西方国家交往中，发现西方人以工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与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制度反差十分强烈，并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会带来国家的富强。他说：“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79页）他在比较中、西经济制度的不同时说：“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 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320页）所以，他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而且郭嵩焘与不仅仅注重发展官办工商业，同时积极倡导发展民营资本主义企业。提出：“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郭嵩焘奏稿》第341页）
尤为难得的是，郭嵩焘还进一步深入到政教的政治体制方面要向西方学习。他认为西方社会发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科技、商贾，还在于朝廷政教：“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 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郭嵩焘奏稿》第345）他在出使英、法时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对西方的民主，法治的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西洋民气之通，下情无不上达者。”（《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620页）“各国士民皆得与议其得失，此风最为可尚。”（同上，第3卷，第680页）从而提出在保持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前提下做一些政治上的改良，包括“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郭嵩焘奏稿》第340页）
汉朝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而郭嵩焘认为，晚清时期的“天”在发生重大变化，故而必将引起“道”的变化：“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诗文集》第225页）“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 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439页）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无道。……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同上，第3卷，第548页）这等于是在肯定西方政教的“有道”，足可称之为“大逆不道”了。
旅欧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郭嵩焘付诸笔墨。而他的《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刊行后，立即引来无以复加的口诛笔伐，有的说：“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的说“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更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而在欧洲，作为郭嵩焘副手的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回国后的郭嵩焘心力交瘁，请假回到故乡长沙后又见到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在举国一片辱骂声中，这位一生讲究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直到1891年7月18日病逝，不再被朝廷起用，而死后的抚恤、谥号，朝廷全部“不准所请”。至于身后的骂声不断，更是百年如故，“汉奸”之名至今仍没有被完全洗刷。
林则徐虽然遭受了屈辱，但在生前便恢复了名誉，而且他所追求的经世致用，后继有人。清代的同治中兴，可说是清中叶经世运动的果实，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中兴重臣”都深受林则徐的影响。胡林翼对林则徐非常钦敬，林则徐对胡林翼也奖掖备至。胡林翼于1846年报捐知府，分发贵州，次年到达被委署安顺知府，林则徐方任云贵总督。在林氏任云贵总督期内，胡氏并曾任镇远知府，林氏在云贵是倚胡林翼和张亮基为左右手的。后来胡氏任湖北巡抚时，还修复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所设丰备仓的遗迹，其景仰林则徐的感情可见一斑。
曾国藩与林氏比较生疏，但曾氏对林氏是异常佩服的。曾氏听说林则徐死后每个儿子所得的产业并不多，自叹不可及，认为做过二十年督抚的人来说是极难得的。曾氏写信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劝国荃不必久于家居，举林则徐家居与地方官意见不协仍不能不出山为例。
左宗棠所受林则徐的影响最深。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曾推荐左宗棠入幕，左没有去。及林则徐1849由云贵总督告病回福建，路过长沙特约左氏面谈，林氏予左氏的印象极深。后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驻在林的家乡福州，特秉承林的船炮政策，创设马尾船厂，特请林的快婿沈葆祯总理船政。
“同治中兴”的成功，是林则徐重“器”的经世致用的成功，中兴重臣们的思想也没有超过林则徐许多。表面上看，给了清帝国一丝生机，但很快便被甲午战争的炮火打得粉碎。
而郭嵩焘的后继虽也不乏人，但却没有达成实际的效果，康梁所引导的戊戌变法只维持了103天便全盘失败。在保持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前提下做一些政治上的改良刚刚迈步，就被堵死了去路。当郭嵩焘将西学、西政纳入到自己所述的“道统”时，并没有放弃他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者。他和所有的儒家学者一样，坚持圣人主政的三代时期是“有道”的，而三代的所谓“有道”，只是“君与交相维系”，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在肯定西方的政教时，主要是着眼于儒家王道理想的标准和立场。在他的时代，他没有可能去付诸实施，而他的后继者努力，更决绝的宣布了他所规划的蓝图在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下难以实现。终于，继承郭嵩焘思想的梁启超，最后也和死抱着“保皇”的恩师康有为分道扬镳。
经世致用的道路终于走到了尽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最终放弃了对传统“道”的追求，转而向着彻底变“天”而产生的“道”去努力。但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完成了“门户开放”，为中国人接受新思想，发挥求知欲和创造欲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有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才会有郭嵩焘的清醒看世界，也才会有戊戌变法所追求的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才催生了对思想的全面解放的要求。“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运动，是首先被经世致用运动所启蒙的。
林则徐怎样才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距今已经有一百六十余年，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无战不胜的大清帝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不得不与英夷签订停战条约，赔款割岛，丧权辱国。道光皇帝一气之下，郁闷愤而死。到死之前，他也没弄清楚，如此强大的中国，有那样多的军队，粮饷丰厚，武力并非绝对落后，怎么会败于英寇手下？
先看一看整个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形势。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世界上，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还是保持比较明显的优势的。虽然已经落后于英国，但落后的并不多。在人口上，中国是世界第一，在农业经济生产总量的绝对值上，中国也是世界第一，经济活动在国内处于比较自由的状态，没有官府进行干涉或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数是世界第一，刀剑马火器使用熟练，政权也是比较稳定的，在人才使用上，由于采用了科举制，也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满汉关系比较融洽，还没人像后来一样矛盾尖锐，凝聚力比较强，中国朝野对鸦片输入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求禁烟，认识统一。这是中国的优势。劣势所在主要有四，第一，外交上没有近代外交的观念，对外国的大势不明了，视外国人为夷人，一副拒夷人
千里之外的姿态，无与外人军事结盟的意识。第二，工商业落后于农业很多，把工商业看做是微不足道的行业，对商业行为有一定束缚岐视，虽然开矿有一些，但还没有工商业立国的观念，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没有解决财源问题。第三，军事训练不够，军制混乱，有八旗兵，这主要是拱卫京城和省城的力量，一般的战争在开始之时不太参予，除非皇帝或亲贵亲自领兵打仗；有绿旗兵，大多数战争是他们打的，但武器装备大多是冷兵器，热兵器只有一些前两个世纪的大炮，还是明朝时传出关外的样式，销有改进而已，使用极为不便，射程比较短，不足以运用于海战之攻防，热兵器落后于时代；乡勇，是平定白莲教之乱时开始兴起的，相当于地方部队，内战还行，外战外行。第四，对禁烟的手段认识有差别，驰禁派不是不要禁烟，而是希望禁烟不要引外国际纠纷，用经济手段禁烟。而禁烟派则希望采取强硬手段禁烟。对于使用战争与外夷决战，朝廷官员中态度有分歧。
再看英国，国小人少，财政在那段时间也不是很好，国内反战呼声很高，军队人员不耐温热气候容易生病，影响战斗力，在外交上与法国、美国、俄国等国时有纠纷、战争，关系不是太好，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援。其优势在于，第一，由于实行了民主制度，一旦国会决定派兵后，全国能够集中财力物力，与中国决战。第二，海军陆军的战斗力强盛，训练得当，指挥员指挥筹划都比较到位，海陆军机动性强，热武器普遍使用，性能优良，枪炮锐利，无坚不摧，军舰船队协同能力强。
从以上分析看出，中国之优势明显大于劣势。英国之劣势大于优势。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初，发挥了一些中国的优势，对第四个劣势有了根本转变，但对前三个劣势基本上没有改变。比如，外交上没有改变，没有利用外交进行有理有节的折冲，来争取包括义律在内的英人禁烟人士站到中国方面来，而是简单化操作，把他们推向对立面或边缘化。是不是外交上一点没有余地可以利用呢？绝对不是。当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对鸦片走私行为还是比较痛恨的，希望英商束缚自身的行为，与中国搞好关系，以使通商合乎中国之伦理法律，这实际反应出了英国人的行为正义观念。因为英国商人在上世纪向美洲贩卖奴隶，发了大笔不义之财，英国民众罪恶行为对此给予的猛然抨击，国会立法，禁止黑奴买卖，派出军舰到非洲封锁海岸，制止贩奴。向中国走私鸦片也是一种罪恶行为，英国民众也在议论纷纷，当鸦片战争之初时，国会议员展开是否派兵到中国的讨论，不少议员持反对态度，对中国受鸦片之害表示同情，对中国禁烟表示理解。在投票表决之时，也只是差了几票，派兵议案就不能通过了。可见，英国国内对鸦片战争意见不一，赞成发动战争的人不少，但反对的也很多。有良知的英国人认为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如果林则徐知道这样的情况，对英商和义律分别处理，情况显然会更有利于中国。对军事的布防，林则徐的重点主要在广州，速顿了军队，添加了西式大炮、战船，在入海口的江面上建筑了多处要塞，就全国的沿海地区来看，险了厦门有点海防，那还是为了防海盗用的，而不是用于对外战争，像舟山定海、沈家门、天津大沽口、长江的入海口，基本上都是不防设地区，或是防守力量薄弱，不足以抵挡英军发动的最小规模的战斗。因此，林则徐应该在禁烟的同时，还要放眼于全国的海防局势，做好最坏的打算，奏请皇帝调动全国的武装力量，整顿海防，严阵以待。但是不是军事力量强一定能胜利呢？这是不一定的。美联邦对英国之战时，英国之军队和武器之强，显而易见优于美，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此，以中国当时的武力固然胜算较低，但指挥提当，从全局统筹安排，也未必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对于工商业当然不能马上发展，即使马上发展，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财政问题也是不能解决，那么就要把着眼点放在当务之急的筹饷方面。以当时的情况，中国如果能筹到3000多万两白银，就足以打赢两场同类型的战争（因战争结束时签订停战条约，中国总赔款是2100万两，除去烟钱和商欠，赔军费的是1200万两，这里面可能还有虚增的部份，因此算出用3000万两保守估计足可以打两场同类型战争），由于中国之国力比较强，筹到这些白银还是比较方便的，只要打赢了，就可以让英国加倍赔款。但林则徐发动战争的态度很坚决，但对于如何筹到这些军费，则没有统盘的思考和部置，基本上战争打到哪里，军费消耗到哪里，再决定筹款多少，而且筹款限于广东，也不是全国性的。使得战争打到后来，军费捉襟见肘，很是局促。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林则徐为了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第一，在外交折冲方面，用广州全面开放为商埠作为条件，与义律达成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条约，争取义律站到中国方面来，在禁烟的同时，用合乎国际通行法律的方法，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将没收来的英商鸦片予以销毁，而不是尚未诉诸法律，就予没收和销毁。并且与法、美、葡萄牙等国建立友好关系，请他们援助中国武器弹药。第二，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奏请皇帝对全国军事海防做一全面的调整充实，更新武器装备，购买制造数千只快速的兵船，船体小点没关系，可以加装轻便的铜炮，在近海近距离攻击英舰。在重要海口建设要塞，派驻重兵把守。在要塞后方，设立第二线第三线之陆军防御阵地，以便在海战不利的情况，发挥陆军的作用，以人海战术，消耗英军有生力量，在天气温热之时发动反攻。奏请皇帝亲自挂帅亲征，建立统一的指挥部，与敌决战。第三，筹足军费，备足粮秣军械弹药，与英夷作持久抵抵。坚持1-3年，英国财政崩溃，内阁倒台，则战争必为中国胜利而告终。
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深知中国的落后，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送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海国图志》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肯定是林则徐乐意看到的，因为他看事是较远较清的。既然较早看到了中外的悬殊，那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按说就该振臂疾呼，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的舆论和行动喽？然而没有。林则徐非但没有公开提倡，反而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思想。道光22年9月，他在谪戍伊犁的途中给友人写信，历数英国人坚船利炮之厉害，但又生怕说出真相会被从自大梦中惊醒的国人的唾沫星子淹死，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他后来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还是没有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致使国家日趋衰弱，国人继续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洋务派开始近代化的努力，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详见蒋廷黼写于68年前的大作《中国近代史》）
历史学家蒋廷黻写于70多年前的著作《中国近代史》。 书中，蒋廷黻摘引了林则徐赴伊犁谪戍途中致友人的信函，把林则徐检讨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跃然纸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很自然，我会象乐毅先生一样，对林则徐如此肤浅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深表理解和同情。可接着读下去的感觉，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林则徐和民族英雄等同起来。
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这位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名言传世的“民族英雄”，居然叮嘱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蒋廷黻因此得出结论：林则徐，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的。所以，蒋廷黻在著作中接着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林则徐这种昏聩愚昧，刚愎自用，把国家、朝廷和民族安危看得比自己名声和清誉还要轻的“士大夫”，居然在当今中国，依然有亿万文化人把他当民族英雄对待，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民族160多年来，半点长进也没有。这个民族的所谓精英人士，一如指斥我为“文化暴徒”的“文明现代”的乐毅先生一样，其心态、其气度、其眼界、其胆识，与林则徐别无二致，甚至远远不如此人。
蒋廷黻于70多年前说的话来回答他：“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林则徐抗英禁烟，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因此成为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即使是当年的对手英国人，对林公的正义之举也表示敬重。由于中国近百年来一直饱受世界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也就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鸦片战争的回顾与反思，人们试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垂训后世。人们对鸦片战争耳熟能详，因此本文对这场战争本身不过多饶舌，重在介绍目前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
在鸦片战争的起因方面，清王朝内部存在着严禁派和弛禁派的尖锐对立。严禁派操之过急、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到严禁、良好的主观愿望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效果甚而恰恰相反等；而弛禁派的主张则较为合乎实际情形，有论者指出，“把鸦片如实地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然后按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壁垒和对等贸易手段，把英国鸦片挤出国内市场”，因此弛禁派的主张“是迄今看到的可以不通过战争，挫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罪恶企图的最早一个理性解决方案”（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并援引马克思对弛禁派的高度称许来证明这一论断。同时，也有论者认为，两派的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同而已。
从中英双方战略和战术层面分析，认为清朝有可能打胜这场战争，没有打赢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但是，笔者认为，战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清王朝的体制僵化，已经失去了活力，而落后的体制反映在当年中英双方军队的技术装备上十分清楚。清兵冷热兵器混用，大刀长矛自不待说，使用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射程百米左右，射击频率每分钟一二发，大炮笨重、射击精度不高，不及英军装备的一半。在1841年1月的中英虎门战役中，清军死二百八十二人、伤四百六十二人、主将关天培也为国捐躯，而英军只有三十八人伤，无一人死亡。根据英国官方记录，在1840—1842年间的十一次战斗中，英军共死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七人、失踪三人。这一对比说明了一切。
对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神化，认为清廷如果能继续重用林公，或可不败。这恰恰是清王朝体制落后的表现，即对人才的“汰优存劣”。出于了解敌情的战争需要，林则徐勇于面对现实，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即便开明如林公，在其遗文中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自大的味道很浓，这是毋庸讳言的。在鸦片战争中，他还闹出英军因裹腿布“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的天大笑话。这样的例子不少，但这丝毫不影响率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林公的伟大。至于有些人出自盲目渲染爱国主义情绪的需要，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公采用“尿壶阵”，致使英军“死的死，伤的伤，不计其数”，阅后不免喷饭，真是不负责任的胡说。
鸦片战争的硝烟已散去百余年之久，如今已是物亦非昨，今日思之，最令人扼腕的是，如果在鸦片战争战败后的1840年代，清廷能够洗心革面、勇于改革，也许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局面。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对这段辛酸历史的美好幻想而已……
（选自《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上卷“林则徐”章，团结
出版社2006年4月版）
一、 鸦片贸易是合法的吗？
在《再》文中，舞剑兄反复强调，当时的鸦片贸易是合法的，英国本身也不禁止鸦片的种植和消费。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舞剑兄自己也说了，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样一来，就断了清朝腐败官员和英国鸦片贩子的财财路，于是他们合起伙来走私鸦片。这能称得上是合法？至于英国人是否自己吸食鸦片，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曾在有关鸦片贸易的报告中说：“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费。”实际上在英国，是严厉禁止吸食鸦片的，有限的消费都是作为药用。药用鸦片和日常吸食鸦片可以相提并论吗？
二、 禁烟是否有必要？
鸦片的大量输入，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鸦片的走私还导致了大量的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军队战斗力下降，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围绕是否禁烟，清朝大臣分为两派，以大臣许乃济为代表的缓禁派主张鸦片买卖合法化，照章纳税，并允许内地种植罂粟，以国产鸦片来抵制外来鸦片，从而阻止白银外流。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立即予以反对，从生产力、商业、国防等方面历数鸦片之危害，“昔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已无可御敌之兵，是无可充饷之银。”由于林则徐坚决主张禁烟，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12月31日被委派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林则徐称：“烟害一时不绝，本文臣一日不回！”中国近代史上的禁烟运动从此开始。
三、英国发动战争是因为中国禁烟吗
可能肯定的是，英国人是以清政府禁烟为借口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却绝不是为了鸦片而打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他还训示：“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因为在英国人那里，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马克思在论述鸦片战争时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大国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旧世界的代表用道德来激励自己，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鸦片，只是一个借口，英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要打开中国这个封闭的市场，来消化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即使没有鸦片这个借口，英国人还会找到其它的借口，或者炮制出一个“莫须有”的借口。至于舞剑兄把战争归于一个偶然事件，我哑然失笑，因为几个公民在外国受到人身攻击而发动战争，你自己能相信吗？
四、林则徐是罪人吗
舞剑兄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待
历史人物，认为林则徐是一个罪人。认为林则徐应该允许自由贸易，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办厂，这样既可以避免战争，又可以使中国更快地进入到工业社会。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说，如果林则徐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就成了一个圣人，或者说他就是神了。看待历史人物应当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去考量人物，脱离了历史现实去品读历史只能说是主观的或者唯心的历史观。林则徐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几乎与世隔绝，以他的见识，自然不知道半个地球那边的英国已经进入了更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林则徐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已经做得够好了，他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提出改革币制。为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鸦片战争的失败，只能说是落后的农业文明败给了先进的工业文明，不能归咎于林则徐。
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司马光说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我们现在重读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要借鉴历史教训，不蹈覆辙。现在我们当然明白要打开国门，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的学问，从而提高自己。但我们却不能苛求林则徐这么做。毕竟人不能脱离现实，脱离现实的人，后世可能被称为圣人，当世人却肯定以为他是疯子。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于是，到了 1838 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 1830 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 600 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 1838 年 12 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 2 万多箱鸦片现货，于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口货物的 60% 。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 20 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 1842 年 8月 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所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 160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 1080 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舰对轰，而是横停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
鸦片战争本质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谓鸦片贸易纠纷不过英国的一个借口而已。战争就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对抗！当时的英国,资本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国际性垄断组织已经出现，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其要求，需要资本输出换取更大的利润，资本的输出,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促使英国开始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鸦片战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并将其作为资本输出的重要投资场所。是英国对中国已经制定好的国策!!! 楼主真是太天真！以为林则徐采取怀柔政策，不激怒英国，中国就不会有事！？？鸦片贸易是英国为了把中国殖民化，采取的一种手段、战争则是为了把中国殖民化的另一种手段！以后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都是同样性质战争的。
楼主的观念就是面对列强，中国最好的出路就是不要反抗，反抗亡国、学会妥协，学会曲线求国，就像日本一样。你想过没有，日本和中国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同样一个方法因为环境和面对困难的不同，结果是不一样的。凭借主观、跟着感觉走，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贴出这么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实在是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思想，拿来律已，害已。拿来教人、害人。拿来治国、亡国灭种！！！
当时的中国的形势是，列强都想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国没有亡国？？没有灭种？？楼主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千百万像林则徐那样，忧国忧民志士。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义和团运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行、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前仆后继、
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得中国至今未亡，也永远不会灭亡。
请楼主之类的人。尊重为救亡中国而牺牲的人们。留点口德、毕竟正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使用我们免做亡国奴。
当时本来就有驰禁派和严禁派．
许乃济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历任御史、广东按察使、太常寺少卿等职。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鸦片输入日愈增长，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于这年四月二十七日向道光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驰禁论的主张。他认为：严禁鸦片，引起许多流弊，而且越禁越多，不如“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主张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恶习”，而“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因为就他看来，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同时他在附片中还提出了除听任民间吸食外，应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的建议，理由是“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而绝”．
盛洪：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
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最成功的当属英国。这段历史少为人知，是因为一些主流的西方历史学家，为了使英国崛起的历史显得漂亮一些，慷慨地放弃了这一“光荣”。以致不少人认为，英国人是以自由贸易起家，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例如布罗代尔认为，赶上并超过印度的棉纺织业，只是英国及欧洲棉纺织革命的结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第三卷，第663页）。而在费正清那里，“自由贸易”又变成了贩毒战争的正义之旗（《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上卷，第251页）。更有甚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认为中国不肯与英国贸易（尽管是因为英商走私鸦片），即违反了其国际义务（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7，第一卷，第158页），一个推论就是英国动用炮舰天经地义。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有“不贸易”的自由。当然，这个“贴标签”的过程相当漫长，而且不仅仅是这三个人的功劳。而所谓“贴标签”，就是将已经被简化的理论主张与某些利益集团脸谱化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17、18世纪之交，当时印度和中国如布罗代尔所说，“合为一个超级世界”。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当然，这不过是16世纪都铎王朝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的又一新的应用。罗斯托承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商务印书馆，1997，第106页）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只靠当时的英国市场，是无法形成导致“革命”的规模的。看一看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就知道了。应该说，根本的转折来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印度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描述说，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他引证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的话说，“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商务印书馆，1995，上卷，第254页）
比起印度来，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大。尽管已经发生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仍较中国为高。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有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成本为低，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家庭”的产品。事实上，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以后。然而，任何一项新的生产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
……
道光如果当时采用驰禁鸦片的政策,毋庸置疑会为它的王朝带来一定的缓冲.但战争也只是早晚的事,例如日本的全面侵略,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另外我也不敢相信值时闭关已二百年的清政府,会利用几年的缓冲期做出什么大的作为来.
至于林这个人,我也认为它没什么才能,更不认为它是什么民族英雄,它算哪门子民族英雄?拿岳飞和它相提并论简直是侮辱所有的汉族同胞.
不要说我大汉民族主义,正因为我是汉族人我才这么认为.林则徐这厮在经济和军事方法根本毫无才能可言.政治嗅觉倒是一流,充其量是满清政府的一只走狗.道光让它禁烟,它就禁烟,让它镇压农民起义,它就镇压.无论禁烟也好,还是拿起屠刀面对自己的同胞也罢,说白了,就是为了讨好皇帝老子,典型一清狗的汉奸,屁的英雄.
怎么读历史？如果非得把某个历史细节揪出个子丑寅卯，怕是要累死，何不来个“难得糊涂”？本书作者说：“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必然与历史的偶然交错其中，那是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本书名叫《糊涂读史》，但作者很聪明。缜密的思维，跨越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阻隔，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交织，为我们捧出了一个个或曾熟悉或者陌生的历史细节。
1.
不卑不亢回应俾斯麦
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傲慢的人，他就是李鸿章。
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外国人）周旋的人——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一米八的个子，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前面一点也不逊色。他的才情，他在“鬼”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居然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鬼眼”之下——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他的倨更多的表现在对外。广为流传但未得查证的一个版本是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我们的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果然出口不凡！
2.
谈判桌上傲对伊藤博文
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野史兼小说家言，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小日本的较量，其中的细节描写最有意思：
故事一：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大臣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
李：就来两人？是不是太非礼了？
日：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大笑：小小的。他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帖子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李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
故事二：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李鸿章与日本代表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吸着自己的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原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的水平超过了好多小流氓———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命中率真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原的裤腿上。柳原急了，站起来，一番八格牙路，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
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原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
李：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类似的故事还有，虽没有如此极端，但鸿章的傲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一是天朝本身就傲慢，二是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三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小日本这时候想在中国争得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咱对它的评价是：想得美！综上所述，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这个倒是真的。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贴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可是时移世易，仅仅是十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身傲慢的天朝老臣意下如何？只听见梁启超一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当然酸心，不只是为大清，更多的是为李鸿章。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耍的就是二百五：“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老头儿只有点头yes摇头no的权利。后来就连这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老头儿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一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老头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老头儿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老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老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能在老太后手下得以善终，已经够幸运了！
李鸿章晚年游历欧美，可是老头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他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所以，他搞了半辈子的洋务，用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我觉得他忽略了最不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毕竟是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
3. “夷夏之防”非驴非马
咸丰与僧格林沁的愚昧，并不是个别现象，相反，他们应该是清朝统治阶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长期的闭关锁国，虽然达到了愚民的目的，但是对统治阶层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愚昧呢？大清政府不傻，搞出个“夷夏之防”，只开广州一市为特区，准许洋人在广州一口通过中方设置的不官不私非驴非马的十三行进行交易。
清政府历次颁布的防夷措施可以归纳为如下九条：一、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二、妇女不得带到商馆；枪矛或其他武器也不能携入。三、行商不得向外国人欠债。四、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五、洋人不得乘轿。六、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每月中有3天，可以结伴在通事（翻译）护送下到花地（对江的花园）放风，通事对他们一切轨外行为要负完全责任。七、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八、居住在行商商馆中的洋人，应受行商的约束和管理。他们买货必须由行商经手；（这原本是想防范内地奸民欺骗和教唆他们的，后来居住行商商馆的外商竟不许自由出入，以免他们与内地奸民贸易和私相勾结。）九、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其货物卖完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
事实上，在清朝特色的体制下，这些所谓的条规执行得并不到位，当然，洋妇不得进城是始终如一地执行着的。因为洋女人太恐怖了，她们公开与男人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镜头，对于广州市民之心灵的撞击，不亚于原子弹对广岛、长崎之市民的撞击。
如果说，以上条款只是政府防范小民百姓被夷人所欺的话（事实上直到后来，有关境外消息，百姓们仍然是只能接触那些被过滤过的），那么另外一条就令人不得其解了：政府规定所有的大清官员不得与夷人直接接触！这一切，导致大清官民“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这种幸福最终被夷人所打断。
4.
第一个搞“夷务”效果有限
大清历史上第一个搞夷务的，当是林则徐了。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不得不搞夷务了，但只能是隔山打虎：天朝不许官员与夷官直接接触，所以林公只能招募大批所谓的“”（按那时的风俗，通夷语，当然就是了），让他们给自己翻译澳门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成为林公睁眼面对世界的第一窗口；第二窗口便是他亲自召见夷方民间人士，包括遇难被救的夷水手，林公都不耻下问。但其效果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显示在他给皇上的奏折中：
一、“夷兵再多，也不会超过万人之数，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剿灭呢？”（林公的这个思维，与明朝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也先相类似，英宗之所以敢跟着王振一块儿出征，就在于王振说人家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咱们这边光吐唾沫就能把他先淹死云云。看来，人多力量大的思维，自古有之。）
二、“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教材上说，中国是世界上冶铁业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于西汉末年，即已发明炼钢技术，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让我很纳闷，不知道咱那领世界之先的钢都用到什么领域了，竟以为夷人的钢船是用粘胶粘的，战争是过家家么？）
三、“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的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犬羊一样。”（道光读这些折子，可能有读今古传奇的感觉。这里我觉得林公很是可怜，他也见过夷人，难道就不能偷偷给夷人来个扫堂腿，然后看看对方能不能爬起来？这么简单的实证都不做，只据传闻报给皇上，皇上也端的可怜。）
林公的可怜引起了美国医生伯驾的同情，伯驾想通过林公的手下送给林公一些有用的礼物。他送给林公的是整个世界———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的手下肯定知道齐桓公小白的故事，鲍叔牙向小白推荐管仲，小白一听就急了，说：我正找他算账呢，他射我一箭，我正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呢。鲍叔牙说：这个人不但能射你一箭，他还能帮你把整个天下射下来！小白一听：那你叫他来吧。鲍叔牙说：那可不行，你得亲自去接他。于是小白亲自接管仲去了，于是管仲真的把天下———春秋五霸之首的果子摘下来敬献给小白了！林公手下的随从们当然知道小白的故事，但是长期的大一统，导致政府根本不需要人才，需要的只是奴才，更何况，这个摘天下给我们的又是个夷人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遗憾———林公手下人提出了礼仪问题，接受你美国人的礼物，可以，但是你得附上一个请愿书！意思很明白，接受夷人的礼物，是我大钦差高看你的一种恩赐！伯驾一恼，算了，这礼物我也不送了！
当然，林公手下也有精通夷务的幕僚，比如梁廷楠就很出色。梁氏在自己的著作《合省国说》自序中，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强调了美国法大于王的原则和王之进退全由公众决定的制度。我不知道他的著作对林则徐能有多大的触动，但我知道，林则徐禁烟时给道光上的折子中曾专门说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说她在位四年，年仅二十，其叔父一直有不臣之心，此女王内顾不暇，根本没心思来咱这边捣乱。由此可以推断，林公不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难相信美国的总统制。事实上，林公的好朋友，与林公一道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在自己的《海国图志》中，说到西方国家“其王无常人”时，也是迷惑不解加猎奇的口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林公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这种睁眼，只是相对来讲，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论林则徐的勤政清廉
作者：萧致治
林则徐在40年的宦海生涯中，无论在何地，也不论做何官，对于国政民瘼，无不殚精竭虑；他严于律己，廉洁自持，其清德在清朝官场中尤属难得。
一、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
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突出表现。清朝统治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官吏不理政事，疲玩成风，已成“不治之症”。(93)这些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94)生长于这个氛围中的林则徐，不为流裕所染，“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95)“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96)他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97)
林则徐做京官期间，当过会试同考官和乡试正副考官。为了选拔真才，每个考试环节他都十分认真，评阅考卷尤其细心。“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⑥据1816年他出任江西副考官的《日记》记载，自八月初六日进入贡院，到九月初九日发榜，他闭门谢客，住在贡院奎宿堂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考试题泄密，他自写考题，传令刻字匠工进堂刻板，随后会同各帘官通宵监督印刷，从头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将1．1万份试卷交给监临官。整整忙了十五六个小时，才得入室补睡。为了不屈抑人才，他从八月十五日开始评阅各房帘官荐卷，直到三十日才把451份荐卷批阅完毕。考生每人头场4篇作品，每篇都亲笔写出批语。并于九月初一二日调阅二三场考卷相互比较，再发交各房查对。九月初三至初六日，又以4天时间点阅落卷，居然在落卷中发现第21号，“诧为异才”，马上补行录取。发榜之后，始知这份落卷是“素有才名”的周仲墀。经过这样慎之又慎的评选，榜发之后舆论反映很好，“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⑦
评阅考卷如此，对待其他工作亦莫不如此。1824年冬，林则徐居家服母丧还只3个月，苏北洪泽湖高堰决口1万余丈。湖东边的宝应、高邮等10州县均遭水淹。随着高堰决口，淮河水位下降，洪泽湖的水深仅5尺多，给漕运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清廷特命他“夺情”前往督修堤工。在督工的数月中，他几乎每日都穿着孝服出门查察堤工，风雨无阻。“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⑧河工秸料是修防第一要件，也是河工第一弊端。历任河督查验河工物料，无不敷衍了事，往返不过半月。林任河东河道总督，对此却格外认真。豫东黄河两岸15厅，共贮料垛7000余垛。他每到一地，“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计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兵夫居民观者如堵，工员难以掩藏。”⑨历时一个多月才查验完毕。道光帝得知后深有感触地朱批：“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者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⑩
振衰起弊，成效卓著，是林则徐勤政的又一突出表现。嘉道年间，百弊丛生。张穆形容当时的情势是：“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1)如何解决各种弊端，挽救垂危统治，成为清朝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林则徐周咨博访，不但深知各种弊端所在，而且善于分辨轻重缓急，采取有力措施，兴利除弊，因而成效显著，获得“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的美誉。(12)
江南沿海塘堤，由于年久失修，常被海潮冲垮。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其中宝山县境内塘长16000多丈，情势最险。1835年夏，连遭风潮，塘堤被冲坍5000余丈。林则徐得报，认为必须动工大修，作一劳永逸之计。而经费估计需要20万两。这时适值浙江大修海塘，刚奏准动用了国库银两，他觉得不便跟着再请款，乃决心自己带头，率同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捐廉倡导，并劝宝山城乡绅庶踊跃捐输，陆续筹到10多万两。于是一面采购物料，一面亲往邻近的嘉定、上海，向绅商剀切劝导捐助。结果，宝山海塘在不花国库一文钱的条件下，于当年九月开工，第二年五月基本完成。同时修建了石闸与随塘河5200多丈。
漕政是当年三大要政之一。由于多头管理，职权分割，积弊日多，“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立见误公。”(13)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的方针，并将漕粮划分新旧，“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同时酌量调剂公私田加耗减耗办法，实行“暗减”，使当地人民的实际负担减轻不少，征收钱粮也收到较好的实效。运道方面，镇江是江南漕运的咽喉，江浙两省的漕粮大部分都需经过这里运往北京。可是，镇江以南的运河是凿山开出的水道，自身没有水源，要靠导引长江的水灌人，供粮船往来。一遇江潮低落，则来往粮船须设法推挽，劳费要比平时加倍。因此，经常要加重地方的负担。林则徐经过调查，决定从
水利工程建设入手，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原来，在那段运河的西面高处，有上下练湖承注附近各山的泉水。以前就是靠引练湖的水调剂，保证河道畅通。后来因为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也因年久湮塞，蓄水很少。为此，曾经多次商议浚湖筑坝，总以所需经费过大，无法动工。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之后即亲往履勘，议定择要修筑蓄水和减水坝以及济运石闸，供蓄水、济运和灌溉民田之用。经费则由自己带头倡捐，并劝导当地民众捐输。凡是沾到灌溉利益的地主及佃户，或出资，或出力，在官方的督导下，公举董事经理。按照计划，集资兴工。到1834年夏冬，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另外，还改建了张官渡水闸，使镇江以南一线的运道系统全部改观。那时恰逢丹徒河道冬令水涸，回空粮船不能通行。林乃亲自督率开放济运新闸，练湖的水源源流出，竟可倒流至数十里之远。连续放水数次，全部回空粮船均得顺利通过，立刻收到了圆满的功效。(14)
林则徐对人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因此对培养与扶植人才不遗余力。他在出任督抚期间，把察吏视为一项首要职责，十分注意对僚属的平时考察。凡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言一行，都秘为存记。对于下属的禀牍，凡是发现佳作，即“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有人因此问他，这样做难道不感到繁琐吗?他说：“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15)实际上，这是他对下属的一种精心培养和鼓励。他衡量人才的优劣，既听其言，更重视实际表现，还要考察其实效与群众的反应。经他推荐的人才，都是他从平时留心考察中发现的。张亮基的超擢即是典型的一例。林与张原无私人关系。1842年，林在河南襄办河工，张也在督筑西坝。河弁馈金三千，张亮基拒绝收受。林得知后即秘为存记。1846年，张出任云南临安知府。第二年，林也总督云贵。张迎谒于道旁。林很高兴，“出手籍记却金年月”。张本人却早已忘记此事。(16)林抵昆明后，为了解决汉回两族冲突，数次接见永昌知府李恒谦，见其“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于胜任整顿极边要地永昌府的重任，于是奏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张亮基到达新任后，励精图治，成效卓著，“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林由此认定张亮基才堪大用，随即专折密奏，建议“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17)在林则徐的保荐下，当年(1849年)七月，张即超升为云南按察使，第二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不过一年多，即由知府升到封疆大吏。这在清代是罕见的。
林则徐一生，向以公、诚著称。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以公心，待以至诚，对培植年轻后备力量也是如此。他曾表示：“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18)在为国求贤的思想指导下，他求才若渴，但不轻易保举；而一经他保举，必是出类拔萃的英才。据现有文献考查，林一生保荐的不过数十人，而这些人多名重一时，政绩昭彰。其中锐意培植年轻有为的后起人才，尤其值得称道。首如冯桂芬。林出任江苏巡抚不久，即从考课书院中发现冯不同凡响，赞为“一时无两”，(19)马上把他招入抚署校订《北直水利书》稿和代办文书。冯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次如李星沅。林从陶澍那里得知李星沅的“词翰为天下第一”，即“托人以千金聘之”。(20)后来虽因李入京会试，未能应聘。但李在1832年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充编修，任学政，授知府，擢按察使，中进土仅10年即升任陕西巡抚，不久又晋升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最后在林去世后继林为钦差大臣，卒于军。三是胡林翼。胡在翰林院当编修时，曾于1840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由于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胡没有检举奏报，降一级调用。第二年胡丁忧返乡。此后流连于山水之间，不想复出做官。林则徐深知胡才堪济世，致信劝勉。胡才决定复出。林在陕西巡抚任内，为了促使胡早日出任，又为之专折奏准，由陕西捐输案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21)胡在贵州安顺等地任知府期间，治绩卓著，最后做了湖北巡抚，成了咸丰时代的名臣。四为左宗棠。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知他是个杰出人才。后来林做了云贵总督，在胡林翼推荐下拟招入幕府。因左宗棠正在教育陶澍的儿子，也即左宗棠的女婿，未能映召。不久，林因病辞官归田，特意绕道至长沙约左一晤。林则徐到长沙后，湖南文武官员皆来拜见。林一见到“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帖，立刻谢别各位官员，“单独延左入见”。(22)并将船驶到幽静处所，设宴款待。他一见左，即“诧为绝世奇才”。(23)两人畅叙一日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其注重西北边防。林在叙谈中，对左“期许良厚”。这一次深谈，对左的启迪很多，为左宗棠后来建功立业，奠下了基础。
二、“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
关心人民疾苦，重视社会生产，在林则徐的勤政业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又一重要内容。林则徐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维护清朝统治是其首要职责。他高出于一般官员的地方，是其更重视民众疾苦与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说：“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2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以实心实政来恤民、保民和富民。甚至为了人民的生存，单衔入奏，“不惮为民请命”。(25)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26)
救灾办赈，关系到千百万饥民的生存，林则徐对此看得比审理命盗案件还重要。他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于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27)由于他对灾赈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天灾连年的当时，每次救灾放赈，无不尽心尽力，务使恩惠及于嗷嗷待哺的饥民。1823年，林出任江苏按察使，遇上数十年来未见之大水，田禾荡然。督抚大吏以林精明能干，将全省放赈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他一方面把国库拨给的百万赈款千方百计散发到渴望救济的饥民手中，不使吏役、生监、土棍从中侵吞；同时会同督抚司道府县捐廉办赈；并在各地设立劝捐局，动员富户捐赈。由于综理精密，措施得力，“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踣毙者，民颂大起”，呼之为“林青天”。(28)
林在各省做官期间，曾经办赈多次。为了防止救灾办赈中的各种弊端，采行了许多措施。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
(一)制订严密办赈章程，预防各种弊端。林则徐针对以往办赈中官吏、土棍的营私舞弊行为。1833年在江苏巡抚任内亲订了缜密的放赈手续，规定受救济的灾民“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村，即将户口榜诸通衢，俾人人共闻共见。迨查过数村，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其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即知何员所查”(29)按照上述办赈手续，官员欲稽查办赈委员，只须带着清折下乡查核，发现印票、底册、榜示、清折不符，即可具禀将委员举发。加以各上司层层复查，如发现印官委员通同回护，有弊不报，就一并参办，其中张榜公布的办法，极大地增强了透明度，实是防止官吏委员作弊的最有力措施。
(二)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官民捐赈。国家赈款有限，需要救济的面很广。杯水车薪，如果单靠国家有限赈款，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每次救灾办赈，林则徐总是带头捐廉，倡导各方踊跃捐输。如1833年，清廷批给江苏的赈款只13万，林于是带头倡导，劝导官民慷慨解囊，以为安贫保富之计。结果成绩斐然。计苏州城捐钱14．3万余千，宝山9．2万余千，丹徒县8万余千，上海县7．8万余千，嘉定县5．5万余千，江阴县5万余千，其他各地1万至4万余千不等，(30)总数远远超过国家拨款，救活饥民无数。
(三)以工代赈，一举两得。用赈款作为兴修水利之资，或以水利款代赈款，把有劳动能力的灾民组织去参加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既解决了水利建设的劳力问题，又达到了救灾的效果。“水利以兴，灾民以济”，两全其美。
(四)动员诸生参与复查，合理解决办赈人员的薪水纸饭用费。为了防止办赈委员找借口，挪用贪污赈款，林会同总督捐出廉俸，供作办赈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杜绝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借口。书院诸生相对来讲较为清廉，林为了防止办赈人员和吏役通同作弊，特动员书院诸生持赈票下乡复查，有力地保证了赈款点滴惠及饥民。
(五)酌筹平粜，收养抚恤极贫饥民。林则徐办赈，“事事体民情出之”，务使各类饥民多能得到实惠。“酌筹平粜，量抚极贫”，即是最好的证明。1846年陕西大旱，西安等4府存储常平仓粮食110余万石。各地禀请按照以往办法多予贷借，以便解决荒年民食。林则徐则认为，值此“岁歉价昂，此等买食贫民正虞食贵，亟须为之调剂，不应转将仓储粮食借与素有恒产之人。然竟借给贫民，又恐有借无还，徒致积为民欠。故与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粜之为宜也。”同时又体念到“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惟有官为收养，俾免饿殍在途”。(31)在他的倡导下，仅西安城就收养了三四千穷苦无靠的饥民；并谕令各地一体酌办，所需经费，照例不取给国库，而由自己捐廉倡导，同时敦“劝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使受者知情，予者见德”。由于办理妥善，陕西人民感激涕零。
单衔具奏，敢于为民请命，最足以说明林则徐对民瘼的关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之地，宽广仅500余里，却承担江苏全省9／10的钱漕。1833年夏秋，江北大水成灾，九、十两月，正值晚稻成熟之时，苏松等地阴雨连绵，禾稻虽已结粒，但只得半浆。林则徐坐着小船密往各处察看，亲眼见到稻穗不是空壳就是半浆，未割的被淹于水田之中，已割的又由于无法晒干，多数霉烂发芽。按照惯例，秋灾不出九月，过了九月就不许报灾。然而，苏松等属确确实实在十月发生了严重灾害，损失空前未有。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不报。正在具折请缓之时，又接到军机大臣转来的廷寄，严责“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32)而且另有一道上谕，点名指责陶澍、林则徐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无非不堪(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33)在这种严词谴责下，连两江总督陶澍也犹豫不敢再请；而林则徐感到非坚请缓征不可。于是犯颜单衔上奏，如泣如诉地历述了江南人民的疾苦，说明国计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指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34)道光皇帝终于被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地钱粮的请求。
赈灾、缓征是恤民之举，乃灾年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想“养民裕国”，根本之图还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林则徐指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35)实际上，当时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全靠农业。水利不修，非但影响统治阶级的田赋收入，而且关系广大人民的生计与安全，以及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林在另一处说的，“水利之盛衰，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36)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一生始终关注着水利的兴修。治水成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1820年，他外任杭嘉湖道之始，就修海塘，“士民德之”。此后，江南海塘、福州西湖、黄河、运河、太湖流域各水、长江、汉水以及新疆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治水的业绩。
太湖流域各水，灌溉涉及江浙两省。由于年久失修，河流壅塞，遇雨便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两省大吏早在1824年就决定联合疏浚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并推荐林则徐总管其事。后来因林母去世，需要服丧中止。1825年陶澍接任江苏巡抚后，曾利用海运节省下来的20多万两，修浚了吴淞江。黄浦江亦完成部分挑浚工作。但是，刘河及其北面的白茆河，虽经陶澍奏明分年办理，终因经费无着，一直未能兴工。1832年林任江苏巡抚时，河道益发壅滞，太湖水患连年，亟须修浚。当时最困难的仍是经费。两河原估需修浚银40万两，虽然奉旨将历年粜变米价凑集成数，供修浚刘河之用，而历年积累下来的只有5万两，远远不敷应用。经过反复考虑，林则徐决定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为了节省河工费用，他决定放弃通海计划，改用挑作清水河的设计；并将两河所承蓄太湖东北二带泛溢之水，转为灌溉附近农田。此外，在刘河口、白茆河口建筑滚水石坝，堵住海潮泥沙不使倒灌，而内河水涨时仍可从坝上泻出人海。按照新的计划，两河合计较以前节省银两1／3。刘河经费除库存5万两外，另拨缓漕米价银5．3万荫，不足部分由封贮款内借支，将来由同沾水利之苏、松、太三肩的长洲等16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8年摊还。白茆河因不便再动用官帑，改由自己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绅商捐凑。这样，拖了近10年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费有了着落，乃于1834年分段兴工。从三月起，不到3个月全部完工。是年七月，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处处盛涨。由于河道畅通，宣泄极灵，原来连年被淹河段，安然无恙，人心大快。(37)
林则徐根据修浚刘、白两河的显著成效，又广泛号召有关各县官绅继续捐输，修浚各自境内河道及兴办有关水利工程。结果，江南各州县很快掀起兴办水利热潮。除闸坝等工程外，仅苏、松、太三属15厅州县即挑浚土方合共近167万方，都是1835、1836年次第完成。同时，江北的通州也捐资修竣了通江引潮的姚港等27港，共出土56万余方，又修浚了内陆河道多处，修复了多处闸坝。(38)兴修水利，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如1834年秋之大雨，1835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幸水利治，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二三缗，至是乃倍蓰”。(39)
湖北境内的长江、汉水，1837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之前，由于河身淤塞，连年泛滥成灾。两岸良田，常成泽国，沿岸居民破家荡产，历年都有。林乃于当年冬天，对两岸险工分别最险次险，发动官绅出资，群众出力，加倍培修，“务令层土层硪，如式坚筑”，“尺寸俱属认真，硪工无不套打”。(40)到了汛期又亲自上堤，督防大汛，终于在1838年水热盛涨之时，“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道光帝览奏，高兴非常，当即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41)
林则徐在大修水利的同时，对发展农业生产也很重视。最可贵的是，为了在江苏推广双季稻，他在苏州“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粳锄祓<30.tiff>，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42)作为示范。对于发展生产大有帮助的新式农具，他也支持推广。林在江苏巡抚任内，齐彦槐仿制成功西式水车——龙尾车。林得知后，不仅亲到现场观看试用，而且奏报朝廷，建议大力推广。还需要指出的是，林在遣戍新疆期间，为了发展边疆生产，曾奉令履勘垦南疆已耕之地，“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43)计勘查各路屯田700630亩，建议拨给当地各族人民耕种。在南疆的数月中，他“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日夜奔波，尽瘁垦务，甚至无暇写寄家书。(43)此外还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受到人们广泛称颂。为了发展北方生产，使直隶(今河北)改种水稻，从根本上解决南粮北运，他潜心研究北直水利数十年，写成他惟一的一部农业水利专著《畿辅水利议》，并且奏报道光皇帝，颇有远见地力主在直隶改土为田，推广水稻种植。
三、“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
林则徐的清廉，首先表现在他随时随地注意杜渐防微。在当时，官吏送往迎来，盛宴招待，大肆挥霍浪费，已是司空见惯。清江浦的饮宴，三天三夜不能终席，(44)最足说明情况之严重。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种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传牌》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发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己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46)当时一些大官上任，常常是前呼后拥，带着一大批人马。林则徐却是轻车简从，极其简单。1839年他奉派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47)当时一般大官不仅希望沿路官员迎送，而且排场越大越好。有时还使出种种花招，变相勒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当过闽浙总督的颜伯焘。1841年，颜因厦门失守被革职。他虽然已被罢官回籍，可排场还不小。他回乡时路过漳州，随行夫马每天六七百名，接连过了10日，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乎达3000人，酒食上下共用400余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及人城，见一惫赖粗役，亦坐四人肩舆。”(48)
林则徐的一生，清纯确如涓涓溪流，不染一尘。
他每到一地做官，即贴出《关防告示》，郑重告诉群众，自己“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50)各属士商军民人等，如果发现“各种情弊，许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报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对于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侯。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51)
他不但自身严保涓洁，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同样严格。声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本司所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拿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借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52)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许擅离左右”’“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行扭禀，私送者定行将参”。(53)
为了防止贪污舞弊，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湖北布政使任内，即明白宣布：各属解送藩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可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并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札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至于捐官等项银两，同样严行查核，防止假捏等弊病。“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旯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这样如有假捏等情，在层层稽核和张榜公布时，很容易弄个水落石出。(54)
有些人情礼仪，从常情看来，收受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林则徐在这方面的要求亦很严格。比如1824年闰七月，他的母亲去世。其同乡挚友梁章钜时任江苏淮海道，知道林则徐家境不裕，难于应付这番丧葬大事，因而拟倡率同僚送厚赙以供安葬用度。这在当时官场是常见的。然而林得知后，立刻写信告梁，婉拒了他的盛情。还有，林则徐为国为民，奉令赴广东禁烟抗英，后来反而被遣戍伊犁。人们都抱不平，亟思有以相助。当时林因筹措旅费，曾派人赶回家乡，拟变卖过去他为奉养父母在乡里所置的田产。一位号称“苏百万”的富豪得知，立即表示愿送1万两银子供他作旅费。他不肯收。后来苏百万答应收下他的房契作为抵押才同意了。这笔钱后来除用于塞外一切食用，还将其中一部分捐修了伊犁河的龙口工程。(54)又如唐梦蝶和金安清，在林到达伊犁戍所后，因知有捐赎的先例，也想仿而效之，倡议捐资10多万两，拟为林“赎锾”。林则徐闻讯，一方面对好的盛情感激不尽；另方面却坚决辞谢。他说：“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所集之资，“分别归赵”。(55)1847年，林升任云贵总督，“同人馈赠，概行辞却”。(56)林则徐处处注意洁身自好，令人更加刮目相看。钱泰吉对此评论说：“林文忠之却赠遗，公之恒德也；诸君子之纳赎锾，则情之可受者也。读文忠父子手札(按：指谢绝赎锾诸函)，令人益懔懔于取与之义。而公艰贞之德，夷险一节，亦可想见。”(57)梁启超说：“孟子论人，最严于辞受、取与之节。言伊尹思匹夫不被泽，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乃其立身本末则自干驷不视，一介不取始也。林文忠蒙难时所以自处者如此，其所以为古之人欤。”(58)或受或辞，或取或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常常是清廉与贪污的分水岭或试金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当时官场是十分常见的。林则徐从道员做到督抚和钦差大臣，时间长达30年，宦迹遍及东南、西北、西南10多个省区。可是，他的积蓄却比“清知府”少得多。1847年，林曾写过一份分书，将其家产均分给3令儿子。分书说：“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23所……除文藻山住屋及相连的酉边一所，仍须留作归田栖息之区勿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每股各值一万两有零……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59)服官40年，所留产业不过如此，而且大部分还是从寄给父亲的供养费中节约出来的。其清德过人，可想而知。为此，曾国藩曾在致其弟的信中感慨地说：
“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60)
林则徐的清廉作风，不但受到群众的拥护和后人的赞扬，而且也得到外人的好评。认为连“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61)
四、勤政清廉溯源
嘉庆道光年间，官吏玩忽职守，贪赃枉法，已是积重难返；成为痼疾。生长在这样一个龌龊氛围中的林则徐，为什么能不为污俗所染，如此勤于政务，保持清风亮节?笔者以为，林则徐的行为，正是对当时恶劣政治气候的一种强烈反抗。若从根源上来探讨，此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
首先，林则徐家庭环境的影响，为他勤政清廉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则徐出生于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他出世以后，家境困穷不堪，常常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少时生活的艰辛，使他亲身领会到人间的疾苦，为他后来悯民和救民疾苦埋下了种子。
林则徐的母亲陈帙，是一位格外勤劳贤慧的妇女。她虽出身富家，但下嫁到林家后，对清贫生活安之若素。林则徐的父亲在祖父死后背了一身债，依靠教书得来的微薄工资，偿债后所存无几，惟有靠其母做女红来补给家用。林则徐过意不去，表示要“代执劳苦”。其母却严肃地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60)后来林则徐当了官，家境已大有改善，其母对于女红仍未尝一日停止。林在做杭嘉湖道道员时，其母“珍食必却，美衣弗御”，并嘱林则徐将节约出来的钱用于周济邻里乡党。她“平日扶危济困，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安”。(61)母亲的勤劳节俭与乐于助人的作风，对林则徐一生的言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既是慈父，又是良师。从4岁起，林则徐就随父亲在私塾读书识字，自之乎以至章句，皆一字一句口授。直到林则徐20岁中举之前，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在则徐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林则徐后来回忆说：“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62)
林宾日一生过着清苦的教书生活，却人穷志坚，平日“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63)人格十分高尚。按照清代惯例，文武童生考试，照例应由廪生具结保荐。有一文童，身家不清白，想以高厚报酬请宾日具保。林宾日婉言拒绝。这位文童说：“所以丐先生者，为信人有素耳!苟有结，则人不吾疑也。”再三恳求，他仍婉拒不从。还有一位同里豪猾，想用高薪聘请林宾日为其教育子女。林宾日憎其行为卑鄙，坚决拒绝。 另方面，他周济兄弟邻里，非但十分慷慨，而且常是克己助人。宾日的二哥孟昂，中年贫不聊生，宾日常典当衣物，出卖文字接济。林则徐少时曾亲见父亲怀抱着米送给孟昂，回家后与其母同忍饥饿，并且告诫则徐说：“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以免引起伯父多心。除兄弟外，对于邻里乡党，林宾日同样热心救助。他“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疾犹己。家虽至贫，而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窭空也。初往将乐，值建溪大水，舟侧有浮尸，府君见之侧然，检行赀才十金，悉倾之，以资掩埋，不足则典衣继之。有沉舟者，亟拯之，招与同舟。遇旅人穷困，每竭资济之，而己转匮乏，略不介意。居平藜藿自甘，组袍不耻。六十以外，家计粗给，岁时必周及戚友。洎不孝则徐滥叨朝禄，府君犹食不兼味，衣不华饰，而以所积济穷乏者。”(64)林宾日的节操，为林则徐处世治事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对林则徐一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林宾日对则徐的培养，不止是青少年时代，直到林则徐做官以后，仍经常通过书信指示机宜。如1816年林则徐典试江西，林宾日以自己在科场中屡试不中的亲身体验，深知求取科名之艰辛，因而告诫则徐：“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65)林则徐在江西、云南等地主持乡试，慎之又慎，正是遵父命而行。又如1823年，江苏大水，田禾尽被淹没，松江饥民聚众反抗。林宾日及时致信则徐，嘱他应救灾安民，不宜采取镇YA办法。他认为“饥民生事，非平时可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并告诉他：“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平籴，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棺，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春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66)林则徐一一遵行，果然收到良好效果，由此声誉远播朝野上下。
其次，本人志向远大，是林则徐如此勤政清廉的决定因素。林则徐自13岁考中秀才后，长期在鳌峰书院就读。书院山长郑光策，是一位很讲气节的学者。他教导学生，“以立志为主”，认为“志定而后教有所施”。(67)林则徐接受了他的教导，立志要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有了远大的志向，不去努力促其实现，当然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落脚点还在一个“勤”字，勤于读书，勤于做事……只有勤奋不息，远大志向才能实现。林则徐一生的成就，都离不开立志和勤奋。1830年，他出任湖北布政使，一到武昌就贴出防止诈伪的《关防告示》，公开表明自己“承乏楚邦，任恐难胜，而志惟求慊；才虽未逮，而守必不渝，是以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68)1832年出任江苏巡抚时，他再次表示，要“殚竭血诚”，“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张弛以善其施”。(69)在实践中，他更是“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69)“巨细一手；勤瘁备至”，(70)“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札，从不假手于人”。(71)他的同年好友程恩泽赞扬他：
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
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72)
林则徐这种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优良作风，正是他能如此勤政清廉的主观条件。
其三，师友的鞭策和互励，是促进林则徐矢志勤政清廉的重要客观因素。林则徐生平结交的师友，多是一些正直清廉之士。他们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吏的因循怠玩和贪赃枉法，均怀不满情绪。为了挽救颓风，他们相互劝勉，廉洁自持。其中尤以张师诚、陈寿棋、陶澍等对林影响最大。
张师诚是林则徐步入官场的引路人。林则徐于1804年中举后，次年赴京会试，不中。为了解决家庭生计，于1806年招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张师诚在清廷中央和地方做官多年，经验十分丰富，又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廉吏，“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73)林则徐在张师诚幕下工作4年，两入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张师诚把自己为官经验、经世学问、历代掌故，以及兵、刑；钱、谷诸项大政的知识，都一一传授给他，使林在经世治国方面获得了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为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林则徐对张师诚的精心栽培十分感激，终生不忘。1811年，他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庶常馆后，曾致信张师诚说：“则徐虽远隔绛帷，然无日不以老夫子之所厚期者三复铭心，以求无负。”(74)
陈寿棋是林则徐的同乡前辈，做过翰林院编修，先后主讲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20多年，是一位讲究气节的著名汉学家。林则徐经由其父林宾日的介绍结识陈寿祺，在治学、做人、办事等方面受到陈的不少启迪。林则徐敬佩陈寿祺，盛赞陈“染人甚丹青，食蜜中边甜”。(75)陈寿祺对林则徐不但在林年轻时教诲不倦，而且在林则徐做了高官以后，仍然交往甚密。1821年，林则徐因父亲患病辞官家居，两人时相过从，促膝交谈，几乎到了形影不离、无所不谈的程度。林则徐在第二年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去年栖衡门，晨夕倾怀抱。游目窥墨林，敷衽榷前藻，迹如云龙随，谈亦糠秕扫。”(76)1822年三月，林则徐由福州启程，赴京补官。陈寿祺写了《赠林少穆兵备入都补官三首》，集中表达了他对林的热切愿望。陈寿祺在诗中既肯定了林在杭嘉湖道任上的政绩，同时抒发了对当时官场腐化的憎恶，诚挚地希望林则徐再出做官后，要“清如江流滔，惠如海波广”，还应该像古代的后稷和夏禹那样为民造福，救民疾苦，而不必心存顾忌，“许身稷禹伦，志士何所讳”。(80)正是前辈的谆谆教诲，使林则徐更坚定了勤政清廉的志向。故他在答诗中表示：“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要在持守固，庶几恻隐存”。(81)
与林则徐的同辈挚友中，也不乏勤政清廉之士。他们同抱一个心愿：兴利除弊，尽忠职守；以身作则，清白做人。他的同年程恩泽等人在林则徐外放杭嘉湖道时，曾赋诗赠行，希望他做一个救民疾苦的好官。与林在翰林院结识、以后又在江苏共事多年的陶澍，两人志同道合，感情至深。陶澍一开始外放做官，就立下了勤政清廉的座右铭：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82)
此后数十年，陶澍始终照此行事做人。陶是林最敬重的人之一。陶澍的言行，自然会对林则徐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姚莹、王凤生、俞德渊等清廉之士，职位虽比林则徐低，而他们洁身自好的作风，以及他们对林则徐的殷切期望，都会产生互相激励的作用。诚如林则徐在《答程春海(恩泽)同年赠行》诗中说的：“知交期我深，自待敢不厚。同调二三子，素心话杯酒。读书希致身，黾勉勤职守。首祈吏民安，余泽逮亲友……绝想禽鱼嬉，瘁形牛马走。”(83)为了报答知己的期望，惟有尽忠职守，禁绝游乐，专心察吏安民，即使自己劳瘁得像牛马那样，仍然要坚持不懈。
其四、勤于调查访问，掌握官场真相和民情民隐，对促使林则徐勤政清廉也有一定作用。林则徐和一般官僚有个显著不同特点，就是勤于调查访问，注重了解下情。他“每莅一境，必周知其风俗以兴利弊，人咸神明奉之，不知其接见僚属绅士，必旁咨博采，屏后小吏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情伪，事之是非。”(84)他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85)他还经常深入实际，到各地进行调查采访。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和调查访问，凡“民之情伪，地方之利病，细如毛发，巨如丘山，无不反复周详，推究始末，而或兴或革，言之必其可行”。(86)
最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器重和期望，同样是促使林则徐勤政清廉的一个重要因素。林则徐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各地做官，正是道光继位时期。在中国历代皇帝中，道光帝算不上英明君主，但他主观上确实希望有所作为。而要振作，就必须起用和依靠一批有守有为的新人。陶澍和林则徐等，都是在道光帝力图振作的大背景下受到重用的。一旦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显示了才能，立刻受到提拔和重用，对他们寄予更大的希望。他们感恩之余，为了不负重托，也就更加奋发有为，尽心竭力，藉以报答道光帝的知遇之恩。
1820年七月，林则徐结束京官生涯，抵达杭嘉湖道新任。他在杭嘉湖道上修海塘，兴水利，举行观风试，改革书院津贴制度，为期虽仅一年即以病辞官，却颇得士民欢心，“士民德之”。1822年四月，林则徐复出赴京补官，道光帝令“仍发原省以道员用”，并勉励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吧”!(87)按照惯例，病痊人员补官，应该坐补原官。道光帝令他仍往浙江以道员用，这样，浙江诸道，只要有缺皆可补授。林则徐认为，此乃“圣慈逾格，感刻难名”，(88)特赋诗6首“纪恩述怀”，表示今后当好好遵旨办理，“永使闾阎歌乐土，不嫌素食滥重叨”。(89)此后，林则徐仕途顺畅，连连高升。他到达浙江仅一个多月，即简放江苏淮海道；仅仅半年，即提升为江苏按察使。在按察使任上，他办赈救灾十分成功，名闻遐迩。1823年11月，林则徐奉命入觐，道光帝接见时对他的工作备加赞许，嘱他“谨守立品，勉为良臣”。(90)同年底，即奉命署理江苏布政使。不幸的是，正当林则徐将要大展鸿图之际，1824年和1827年，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遵制先后在家服丧5年。直到1830年，他服丧期满，才再次北上补官。道光帝任命他为湖北布政使，随后又做了河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到1832年二月即升任江苏巡抚。其间不足两年，五次迁官，足见道光对他依畀之重，期望之大。道光在看了他的《补授江苏巡抚谢恩折》后朱批道：“知人难，得人尤难，妆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91)对于道光帝的厚望，林则徐“下怀感激，莫可言宣”，“再三跪诵，感极涕零”。因而惟有“殚竭血诚”，“一切认真办理，以期仰答鸿慈”。(92)再后，他由巡抚而总督，由总督而钦差大臣，越升越高。林则徐见“委任之逾恒，弥深感奋”，益发觉得“责任更为重大，公事尤极殷繁”，深恐有负委任，故“惟有竭诚尽力，逐一认真经理，不敢稍涉因循，以冀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93)
总而言之，林则徐的勤政清廉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父母家教是基础，本人志向是关键，其他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结 语
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只要提到林则徐，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禁烟和鸦片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则徐是禁烟和反抗英国武装侵略的民族英雄。但是，林则徐在当时，特别是在他当年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人们心目中之所以有崇高的威望，重要的因素不仅是禁毒抗英，还有他为官勤政清廉，并在各地留下辉煌的政绩。人们怀念他，敬仰他，是因为他体恤人民，有德于人民，为人民造了福，人民受到了实惠。冯桂芬在追述江苏人民对林则徐的怀念时说：“虽乡曲妇孺，莫不慨然思夫子当日事，至形诸谣谚，益信德泽之入人心者深也。”“今距公去数十年，心歌腹咏，如公在时。”(94)人们对林则徐为什么如此念念不忘，感恩戴德?!这正是他一生勤政清廉所结出的硕果。
自然，林则徐和许多先进人物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虽然同情人民，关心民瘼，但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立论。他安贫有为了保富的一面；下恤民生也有为了上筹国计的因子。这些都是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应该给予历史的解释，不可苛求于前人。
(本文以《林则徐吏治研究》为题，原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注 释：
① 林则徐：《致杨国翰》，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②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
③ 谢章铤，《跋林文忠公日记》，《赌棋山庄文集》又续集卷2，第9页。
④ 林则徐：《致杨国翰》，《林则徐书简》，第10页。
⑤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页。
⑥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9页。
⑦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5，第57—59页。
⑧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稿》，转见来新夏编：《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⑨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26—27页。
⑩ 《清宣宗实录》卷207，《清实录》第36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9页。
(1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页。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2页。
(13)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44页。
(14) 同上，第303—307页。
(15) 沈瑜庆：《林文忠公手札题后并序》，《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16)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537页。
(17)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73页。
(1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19)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第3页。
(20) 《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21)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32—933页。
(22) 林崇墉：《林则徐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12页。
(23)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见《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复印本，第25页。
(24) 林则徐：《二次祷雨祝文》，《云左山房文钞》卷2，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石印本。
(25) 《林则徐书简》，第28页。
(26) 《林则徐书简》，第8页。
(27)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5页。
(28)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54、264 页。
(29)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5页。
(30)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64页。
(31)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50页。
(32)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9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150—152页。
(35) 同上，第237页。
(36)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云左山房文钞》卷一。
(37)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84页。
(38) 同上，第338—340页。
(39)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
(40)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15页。
(41) 同上。
(42)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林则徐年谱》，第517页。
(43) 前引金安清文。垦田数各家记载不一，此据胡邦铸的《新发现的林则徐著作》一文。
(44) 林崇墉：《林则徐传》，第555页。
(45) 薛福成：《河工奢侈之风》，《庸庵笔记》卷3，上海扫叶山房民国14年石印本，第10—12页。
(46)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47)《林则徐集》公牍，第46页。
(48)《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5—67页。
(49)《林则徐集》公牍，第17页。
(50)《关防示稿》(1839年)，同上，第50页。
(51)《关防告示》(1830年)，《林则徐集》公牍，第17—18页。
(52)同上，第50、46页。
(53)《关防告示》(1839年)，《林则徐集》公牍，第17—18页。
(54)林崇墉著：《林则徐传》，第531页。
(55)《林则徐书简》，第225—226页。
(56)《道咸宦海见闻录》，第85页。
(57)《林则徐年谱》，第547页。
(58)同上,第426页。
(59)林崇墉：《林则徐传》，第579页。
(60)《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568页。
(6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5册，第146页。
(62)林则徐：《先妣事略》，《林则徐世系录》，1994年刊本，第74页。
(63)《先妣事略》。
(64)林则徐：《先考行状》，《林则徐世系录》，第69—70页。
(65)同上，第70页。
(66)前引《先考行状》。
(67)前引《先考行状》。
(68)前引《先考行状》。
(69) 沈瑜庆等：《福建通志·儒行传》卷5，民国27年刊本。
(70) 《林则徐集》公牍，第17页。
(71)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44页。
(72)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401、472页。
(73) 左宗棠：《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
(74) 《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75) 《林则徐年谱》，第549页。
(76) 《张师诚传》，《清史稿》第37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61页。
(77) 林则徐：《馆选致张兰渚中丞白东启》，杨国桢：《林则徐传》(新版)、第23页。
(78) 林则徐：《陈恭甫先生六十寿序》，《林则徐诗集》，第250页。
(79) 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同上，第123页。
(80) 陈寿祺：《赠林少穆兵备入都补官三首》，同上，第127、129页。
(81) 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同上，第125页。
(82) 陶澍：《谢邑人公举先君子崇祀乡贤祠书》，石彦陶等编《陶澍年谱》(《益阳师专学报》1984年增刊)，第31页。
(83) 《林则徐诗集》，第95页。
(84) 程畹：《林文忠轶事》，《潜庵漫笔》卷1，光绪元年(1875)上海申报馆本。
(85) 《林则徐集》公牍，第50页。
(86) 黄彭年：《林文忠公政书序》，《林则徐年谱》，第543页。
(87) 《林则徐集》日记，第93页。
(88) 同上。
(89) 郑丽生笺校：《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90) 《林则徐集》日记，第111页。
(91)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24页。
(92) 同上，第44页。
(93)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25、312、401页。
(94)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5、卷3。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
作为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到“革职查办”也就告一段落了，其后，关于战争的进程以及“胜负”之结果。对于林公而言。实属力所不及，自无所挂碍了。
林公一生的主要业绩就是“查禁鸦片或通称为禁烟”其成功的高潮与顶点就是“虎门销烟”。
禁烟斗争，就其基本性质而论。乃是一场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斗争，又是一场 联国际，因内，高官，下民一体的特殊斗争。因此，这一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远非一般的“用兵打仗”所可能相比。而作为这场斗争的主事人，统帅，在这诸多因素之中，任何一项若处理不妥，都可能，甚至必会引发“失败”。而它直接牵涉到主事人的祸福，安危。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况之于此，末为过也。
因此，对于这场斗争而言。安所耐要的既是品格。勇气。是献身精神，又是眼界，胸怀。是对国际，国内诸多事物的识别。理解。又是.智谋，方略；是驾御，处理事物的能力：是深谋远虑，是临机果断；是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毅力；是宽广无比的怀柔与仁慈；是乎不贷的律例与法制……唯真有统帅全局之能力者方可任之。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高官。由人臣跷足引领以相攀附的“钦差大臣”到“革职查办。发配新疆。遣戎伊犁”作为林公本人的“政治生涯”。这显然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挫折”是“失败”，而是形成一生之生命转折的“重大失败”。
一般说来，作这斗争一方，林公既遭此惨败，我们不禁在问。谁是“胜利者”谁是“成功者”。
是琦善吗？作为林公政治生涯中的一名重要对手，琦善的疏奏，确是导致林公“革职查办的主要原因。
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罪岳飞。明英宗，以”意欲”罪于谦。其“无”为“有”。已实属可恶。此道光皇帝，竟以已之重托谕首，推之臣下，是非何在？
现代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把林给神化了，建议你看看茅海建写的《天朝的崩溃》。
早就有定论了，建议看一下茅海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林则徐远没有我们中学教科书上说的那么高大，而且英夷最后被激怒而发动的鸦片战争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他的几位后任者引来了大麻烦。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这样编写一方面是刻意将清王朝和国民政府丑化，以此作为GCD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完全采用某些“左”的历史学家的偏激观点，历史教科书是由胜利者所控制的御用历史学家所写的，完全为了论证观点再论证“史实”，有些细节完全就是想当然，不足为信。
林则徐、关天培、左宗棠等清朝时期官员到底是汉奸还是民族英雄？经作者同意转载
1、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民族英雄乎汉奸乎？
林则徐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个大大的民族英雄和岳飞等人士平起的，但是许多网友有将其置为汉奸因为他是清朝官员。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溢号文忠。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嘉庆十六年赐进士。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在任地方官时期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18世纪20－40年代外国人为了打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利用鸦片贸易挽回损失，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朝中舆论分为驰禁和严禁两派，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随后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抵广州，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237万余斤鸦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
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2、左宗棠
中国历史上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先后主持平判新疆，抗法之战，一生刚正廉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中代表人物，这位大人现在被骂成沾满回汉（天平天国）两族人民血液的刽子手了，有人提出了名言，对这些曾为清朝效力的林、关、左等不应宣传了，应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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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在日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小布什成功连任。在选举尚未揭晓之时，有国人翻开历史一看，原来克里的祖先早在19世纪前半叶就与我们中国打过交道。1839年，美国“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家族，曾成功地迷惑了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使其鸦片贸易逃避了打击，一跃而成为与英商“太古”、“怡和”比肩的“鸦片巨头”。而“旗昌洋行”的拥有者，就是克里母系的祖先。(11月3日第2期《新周报》)
对鸦片，国人一向是恨之入骨的。当年，“虽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无不痛心疾首”。因为鸦片而引发的战争，使1840年成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野。实际上，在此前的一个世纪，国人已经多少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商户陈远贩卖鸦片34斤被捉，漳州知府李国治拟将其充军。然而陈远在过堂时，“坚称鸦片原系药材必需，并非做就之鸦片烟”。让药铺的人来作证，也说：“药名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制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于是福建巡抚刘世明下了结论：“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可疗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例禁之物。李国治以陈远家藏之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陈其元说，读了这个奏折自己不禁失笑，“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不过他也认为，可能是“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
谈到禁烟，人们的目光往往首先集中在林则徐身上，起因却实乃于黄爵滋。黄爵滋是道光三年的进士，道光帝评价他“遇事敢言”，故“特加擢任”，并且还告诫他“勿因骤得生阶，即图保位”，一旦舒舒服服，就不吭声了。有部自署“闲园散人”的《烟海纪闻》，煌煌八巨册，专门记载道光年间禁烟。该书“首录黄鸿胪(爵滋)折子；次廷臣会议折及谕旨；次林文忠(则徐)拟议章程折二、片奏二，附戒烟药方；次林文忠为钦差大臣谕各国夷人文一道”，按照时间顺序，黄爵滋排在第一位。《清史稿·黄爵滋传》完整地收录了这篇奏折，奏折指出“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的现状，强调“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的严重性，然后开出了治理药方：从严禁海口转为严禁吸食，给一年的戒烟期，戒不了的，杀头！至于黄爵滋的建议为什么遭到多数方面大员反对而最终还是回到了林则徐去严禁海口，茅海建先生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有详细的论述，其中，内地的官员们把责任推向广东一地以摆脱干系、乐得轻松的做法，给我的印象很深。
“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黄爵滋语)。那么，怎么防止“漏银”呢？有“留心国计者”出主意了，说干脆“请令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这个问题，黄爵滋也考虑到了，但他担心国内种植的品种不行，“食之不能过瘾”，搞不好，非但外烟未绝，反而内地又生一害。也有人说，干脆还是准许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在这种观点看来，纳税的费用如果小于行贿的费用，夷商们一定会乐意的。(《浪迹丛谈》)诸如此类的信息，透露出的是官员对禁烟的不作为或胡乱作为。
《世载堂杂忆》载，有一次江苏议禁鸦片烟事，全省司道重要职掌人员会集于江宁都署，大家都到齐了，独藩司孙衣言久候不至。藩司是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他不来，会议开不起来。派人骑马去催促，还不来；等到孙衣言终于来了，却是进门就说：你们究竟要议什么催得这么急？我还有两三口鸦片烟没抽完呢，议事提不起精神。大家一听，“瞠目相视，不能作一语”。开会的目的是讨论禁烟，而藩司当场自认吸鸦片，首先犯禁，怎么办呢？一点辙也没有，只有“改议他事，敷衍了局”。因为孙衣言的“清德、名望、辈行俱高”，人们“不便奏参”，使其“在江南任内，终莫可如何”。
虽然在100多年前，“旗昌洋行”几乎就是“鸦片贸易”的代名词，但其后代之一的克里表现出禁毒态度的十分坚决，在竞选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如果怀疑是运毒的飞机，我们可以把它打下来。”国人今天也在不断反思历史，除了记取前人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恐怕更多地还得检讨当时官员们的作为。养痈成患，他们难逃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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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崩溃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决策过程的落后造成的。道光帝的决策方式，使他无法突破个人基本价值观以应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这同英女王的议会决策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鸦片战争”中英双方决策过程比较研究
严忠明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关键词〕鸦片战争 道光 个人基本价值观 决策
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史学界林林总总已有许多结论。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中，国家制度的第二次被迫转型的开始，如顺利，经200年的过程至2040年当可完成。中国文化要过“历史的三峡”，其间必定痛苦万分，死人如麻。中国文化在春秋五霸时期，学说辈出、百家争鸣。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其间二、三百年，为第一次转型时期，即从郡县制向封建制的转型。而这第二次转型的背景乃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英国欲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国际谋划下被迫开始的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对琦善、林则徐、奕山、伊里布等一干人等，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作了深入的描述，尤其对中英双方兵力对比、官场的虚应文章和军队的腐败、朝廷的仓促无措、便宜行事诸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反省。[ii]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都为学界称誉。
历史学正应该研究纷纭现象背后深藏的奥义，厘清历史的脉络。如果离开了理性的归纳，历史便只是一盘散沙，充满了奇怪的见闻和轶事。因为细节的真实，并不能保证结构的真实。因此，没有理论的建构，便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没有历史学。从这点上如果仔细梳理“鸦片战争”的前后史实，对比中英双方的决策过程，从现代决策学的意义上不难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决策模式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现在决策学对组织决策和个人决策有深刻的研究，个人决策深受决策者潜在的价值观影响，很难突破个人基本价值观的约束；而组织化决策正如我们的俗话所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即有机会和可能突破个体的视野，跳开单个人的“基本价值观”。[iii]
其次，决策的程序也极为重要。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是决策程序中重要的一步。夹杂着许多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对决策的科学性有极大的干扰。[iv]
比较在鸦片战争中英女王的决策过程和中国道光皇帝的决策过程，我们发现，国家决策如何摆脱个人决策的局限，即有效地突破个人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用决策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从而在对局博弈中取得优势，是“鸦片战争”后果产生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以下将从问题表述、情报收集、情势判断、决断过程、情况反馈、预后处理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一
如果我们称道光皇帝为一个勤政操劳的皇帝，恐怕并无异议。自明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后，明、清两代皇帝均直接处理政务，内阁“票拟”也取消了，皇帝身兼国家及政府首脑。朝廷一切重大决策基本凭皇帝个人决断，且每日奏折为当日发下，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每日亲书批阅的圣旨即超过万字。[v]这在用中国式毛笔书写的速度下，不能不说是一件苦差事。而皇帝批阅的依据则主要是来自各地的奏折上的文字。而皇帝个人的经验、阅历和所受的教育，深刻地影响他对局势的判断。
基本上可以说，道光皇帝的国家决策都是在奏折和圣旨的交换中完成的。由此，奏折充当了收集情报、反馈信息和辨难的多重作用。如1938年6月2日，鸿胪寺黄爵滋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道光帝至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随后，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1838年10月23日，道光帝在决心未定的情况下，又下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有关部门讨论，提出意见。[vi]
然而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决定了奏折和圣旨之间对话的不平等。奏折上交的所要陈述的对象仅是皇帝本人，而非一个群体。即实际上仍是一对一的，有主次之分的有限交流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奏折中就问题表面进行的讨论往往深含玄机，攻讦、构陷、推诿、辩诬交织，对问题的讨论往往是上奏官员各种利益形态的化装表白。如在上面提到的奏折中，许多奏折主张禁烟的重点应在查禁海口，其意是将禁烟的责任推向海口，尤其广东，内地官员自可摆脱干系，乐得轻松。[vii]因此问题的讨论在这种形式之中，官员们的价值判断严重地影响着对事实的确认与表述。
圣旨的重要，还在于它是一种法律意义的准则，一个不可逾越的总题目。基本程序是，当圣旨下颁以后，所有的奏折和行为，都必须在总题目以下演出，一切杂音都将是危险的。
于1840年3月24日英舰至广州时，道光圣旨训令为：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viii]基本上可以说，这就是整个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国策的总方针。对于这个总方针，我们并未从史料中发现任何质疑，没有人胆敢提及这一方针的可行性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是圣上的判断和旨意，因此理所当然是可行的，接下去的问题只是执行的过程了。在道光皇帝的眼里，禁烟的难处，在于地方官员的玩忽、胥吏的庇护、兵丁的贪赃、奸民的枉法，从各地作为情报反馈的奏折中，他并不能明白，其实禁烟之难，真正的障碍在于英国的阻挠。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道光帝根本无从判断英国的态度与军事力量。满朝文武此时都想当然地视英人为夷目、番鬼，相信英人会“一仆不起”的讹言。因此，道光帝相信“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停止同英国的贸易往来，实际上是无中轻重的事，在我国以农为本的传统里，商业从来就处于抑制与忽视的地位。没有理智而明确的信息告诉道光帝：杜绝鸦片与不生边衅实际上已不能兼顾，根本已不可能同时执行。作为情报反馈和整体决策系统的僵硬和缺乏足够的弹性，使得这一总方针一直在极为艰难地推行，从而导致在后来的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谎报、支吾、掩饰直至最后以折衷求和息事宁人，终于造成香港岛的被割让。
道光帝的判断基于他个人的基本价值判断。查阅历史或按照祖制，中国对化外之民，无非“剿”与“抚”两策，与外国从无对等谈判的先例。因此当此两法均无效时，即大失分寸，但求媾和以存颜面。道光帝个人的判断成为国家意志，已没有组织性的机构突破这种视野局限，也没有足够的情报反馈做到知己知彼，说明封建皇帝的建制面对工业革命以后正全面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处捉襟见肘，无法应付新的局面。而封建制度中致命的弱点在于皇帝基于个人基本价值观这种相对狭小稳定的思维定势，代替了复杂多变的国家意志，成为国家决策。在中国政治中，以情代法，以伦理为准则，混淆决策中的事实判断与情感判断由于没有制度保证，正可以成为上下大耍政治手腕的惯用伎俩，而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常被搁置一边。
二
英国方面却有另一番景象。
至1840年代，英国已经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多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殖民运动，据称英国5000万商人，即有3000万在殖民地生活。因此，国外侨民和商人的各种报告即已成为英国高层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此外，英国已有丰富的同外国打交道的经验，对国际公法似乎也是言必遵行。而国际公法则是以国家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以商业利益的共享为原则的，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国朝廷上下闻所未闻，或置若罔闻的东西。[ix]
在鸦片战争的决策中，英国海外官员、商人、侨民的信息收集、反馈对英朝政有重大影响。这些往往来自于报告人亲历的见闻其信息量之大，评估之准确，既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讶的。
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5月在广州创刊并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库》中收录了由马礼逊、麦都司、郭士立、伯驾等人的大量文稿，向美、英提供了丰富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情况。[x]
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透彻的认识。中国人有一种自大意识。“天朝的政府，坚信中国是无以比拟的伟大……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称为蛮夷而不加区别，”“在中国政府看来，把任何一个未曾被天朝的风教熏陶过的国家看作是文明的并屈尊去与其缔结平等条约，都会贬低他们的人格。”[xi]
另一方面，中国官吏、行商的贿赂成风，尔虞我诈又给这些蛮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朝”的威严只不过是挂在空中的飘荡的幌子，一切法令规则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的数额，行商也罢、官员也罢，其实堂堂所谓的天朝不过是腐朽透顶的恐龙而已。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的军事实力是天下无敌的，但英国人都有冷静的观察对比。如果从英国军备标准来看，中国火药的质量低劣得可怜，名符其实的海军大炮可以说连一门都没有。例如虎门炮台，其实只安装着一些光怪陆离的大炮：“土炮是铸造的，而我们相信一般应是铁的，其炮膛不似欧洲大炮那样钻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种木架或坚硬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绑住，因此炮只能直射，极难对准任何目标，除非目标紧靠在炮眼面前。”[xii]
对于中国人的防御工事，中国士兵的滥竽充数也多有切近的观察和报告。因此，这些报告已早已向英国国内表明，清朝是不堪一击的，必要的时候，武力和强权可以解决中英之间的矛盾，在这点上，英国有绝对的优势。
林则徐的禁烟和烧烟行为极大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也直接威胁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要求同中国政府平等，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公约，要求互惠开放市场，已成为英国朝野上下的共识。在和谈无效的情况下，英女王于1940年4月4日把经枢密院咨询后发出的敕令提交国会，由上议院对派遣远征军到中国去展开辩论。[xiii]
而上议院的辩论不过只是下议院的一系列辩论的延续。针对当时的局势，英外相巴麦尊于1840年2月20日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下发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4月7日起，英议会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多数，通过了内阁派遣远征军的提议。[xiv]
在一系列的辩论中，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话题。包括中国与英国关系，战与和的策略选择，战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正义性，军队的领导权，战争谈判与赔偿等。这些辩论者都是具有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对国际事务了如指掌的重臣。如斯坦厄普勋爵、梅尔本勋爵、威灵顿公爵及埃伦巴勒勋爵等。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英女王授权的内阁及议会扮演了重要的智囊作用，面对面的辩论又使得问题讨论不至于流于形式，充足的信息和广阔的世界视野使得决策始终处在一种高屋建瓴的层面上。在随后的战争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和中英谈判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英国远征军执行的是一种组织的集体意志，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意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
我们把现在科学决策的程序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如下步骤：
而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最大区别在于，集体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任何个人的基本价值判断，充分扩展视野，从而对利弊有更加深远的看法。
决策程序的重要则在于每一步骤都是为充分决策而设立的，每个步骤的不充分或过程破坏，都不能保证所决策的事项有最符合理性的结论。如信息收集的缺失，对决策过程来说，就如盲人骑瞎马。
如果我们将道光皇帝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决策程序合理简化，便会发现，这种决策方式极大程度上仍是一种道光皇帝的个人决策模式，也没有有力的程序使之摆脱决策受其个人的基本价值观的影响。
此中特点在于奏折作为皇权体制以内的上传下达系统不足以全面反映除天朝以外的世界信息。奏折内容多流于事务性议论，习惯于对异常情况视为特例进行合理化解释，而报告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在人格、道德上的定位，不易就客观问题客观叙述。尤其无法保证对英国问题上做到知己知彼。又因各部官员均有特殊的行政职位和利益考虑，因此不可解公正中允地讨论问题。因此最后制定的方案基本上是基于道光皇帝一人的视野独自定夺的，也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决策过程尽管有各种询问与探讨，但在制度设定和操作程序上仍实际上是他个人基本价值观的反映。如果问题出现在过去天朝大国的旧决策框架结构中，这种决策方式也许是有效的，但如果决策的框架完全变了，仍沿用过往的经验，不能适应变化，执行结果的预后不良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英女王的决策程序简化为如下：
该决策过程的特点在于首先有准确充分的信息收集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议院的辩论不仅扩展了国家对问题看法的视野，更重要的在于议院形式的设定从制度上保证了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仅仅从自己的个人私利和本位出发议论问题，而是尽管将“小我”放在组织化的“大我”，即国家问题上表达意见。而女王作为权力的象征，并不在这种事务性问题上表露过多的个人迹痕，因此决策的充分性便有了相当的制度保证。
比较中英双方的决策模式，可以说，道光皇帝的失败，正是
